在人世间，前后变化最大的人物莫过于金主任的丈母娘——金主任本人与乔春燕。金主任和郝省长都曾经身处高位，掌握着不少权力，但他们始终谨慎，生怕亲戚朋友找自己办事，所以总是警告身边的人，要有分寸、要有自觉。他们一心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，但这也招致了不少网友的非议和指责。 然而，当金主任在临终前，向组织提出让周秉昆提前出狱，能与家人团聚度过一个春节时，很多人却批评说，人之将近，其言也善。这时的金主任，确实是在生命的尽头，却依旧不忘关心自己的亲人。 临终前，金主任躺在江辽省人民医院，叫来了政府的工作人员，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个人请求。她先是提到自己和老伴的经历，低调谦逊地说：我们没有什么功劳，只有苦劳。我的老伴，郝省长，虽然在文革中遭受了十年迫害，但他始终没有失去对党的信任，复出后，他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为党和人民奉献了一生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 然后，金主任提到自己的唯一女儿郝冬梅，她有两个哥哥，都出生在战乱年代。由于那个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，两个儿子被迫寄居在老乡家中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当政府工作人员关切地询问郝冬梅是否有生活上的困难时，金主任当场告诉她：谁的生活没有困难？困难是自己要去解决的，不许向组织伸手。
金主任虽然身心疲惫，仍然不忘提醒自己的女儿和女婿，她和老伴没有儿子，女婿周秉义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。政府人员表示，必定会重用周秉义，但金主任却婉拒了：我虽然把他当儿子养，但他自己的路，还是让他自己走。 此时，金主任低下了头，语气温和地问自己：我有资格提一个小小的请求吗？在政府人员的犹豫中，她故意叹了口气，露出一丝苦笑，如果不点头就算了，人生自古谁无憾。她故意以将死之人的身份，透露自己心中未能了结的遗憾，淡淡地说：我不愿让我的女儿伸手求助，我也不愿让我的女婿得到组织的额外关照，只希望能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。她清楚地知道，这个请求看似渺小，但她却希望在自己最后的时光里，能为周家办成一件事——为周秉昆争取提前出狱的机会。 金主任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政府的肯定，周秉昆因人民内部矛盾入狱，表现良好，已两次减刑。金主任的最后一个请求得以实现，她能够安心离开了。 那么，为什么金主任一个一生都没向人求过事的人，临终时却特别为周秉昆求情呢？原因有三。
首先，金主任心中始终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她未能与周秉义的父母见面。在她去世之前，她心头的这根刺始终没有拔掉。郝省长认为周秉义的父母是普通百姓，怕见面后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因此一直避免两家见面。即便是周秉义为自己妹妹的同学寻求帮助，金主任一家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，甚至在一次生病后，把亲家送来的好茶送了回去。两家的亲家始终没有见面，这一直是金主任心里的痛。 金主任去世前，她仍在弥补这些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她希望自己能为周家做点事情，至少让周家感受到自己一直以来的歉疚。 第二个遗憾，则是她一生都未能见到自己的两个儿子。金主任在临终时提到，郝冬梅上面有两个哥哥，由于战乱，他们被迫寄住在老乡家中。即使他们还活着，也不一定能找到当时的老乡家。那个年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，找人就像大海捞针，且当时的国家条件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来帮助寻找。金主任因此在去世前感慨：人生自古谁无憾。她知道，自己无缘再见到两个儿子，这成了她心头永远的遗憾。 第三个原因，则是金主任清楚地知道，周秉义心中的委屈。作为金主任家的女婿，周秉义一直生活在妻子郝冬梅的家里，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是难以言喻的委屈。金主任了解这一点，虽然周秉义从未开口抱怨过，但金主任作为过来人，怎会不明白他内心的无奈。更重要的是，周秉义和郝冬梅都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，这在他们的生活中埋下了沉重的隐痛。金主任也很明白，周秉义为了郝冬梅，不仅自己忍受着这个遗憾，还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，向家里人撒谎，称自己无法生育。周家人一直认为是周秉义的问题，事实上，只有金主任知道其中的真相。
金主任为周秉义默默承担了很多，她在自己临终时，也希望能够帮助周秉义弥补他无法弥补的遗憾。 最后，金主任将自己的请求寄托在现实之上。她明白，寻求帮助去找两个生死未卜的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她依然为周秉昆争取了一次机会。她也知道，自己无法再为周家做太多事，但至少能够为周秉昆争取提前出狱，让周家在自己离开后仍能得到一些关照。这不仅仅是对周秉义的帮助，也是对自己女儿郝冬梅的一份保障——她的女儿在失去母亲后，能够得到更多的关爱和照顾。 正如老舍所说：人即使到了八九十岁，有妈妈，但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；没有妈妈，就像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有色有香，但是没有根。金主任走了，但她的爱和牵挂依然深深地留在周家，留在她的女儿郝冬梅心中。
